作为上海的一名社工，王莹的日常，是给应届生、常失人员、就业困难人员、其他失业人员找工作。

少有人知道，找工作，是社区服务的一部分。只要做了失业登记，或者停止缴纳社保，就有可能成为社工们服务的对象，会接受3次岗位推荐、1次职业指导，和1次职业培训，也就是“311”就业服务。有的社区，甚至还为求职者发掘出“反诈劝阻员”这样的岗位，还能缴纳社保。

如王莹所说，社工们像神经网络最末端的一环，他们是和居民接触最直接、频繁与密切的人。因为经常与各种各样的待就业人群打交道，在她这里，“失业”这件事，已不再是多么宏观的社会命题，而是可以看得到的，不同人面临的各种处境。

同样是年轻人，有人为失业而徘徊、踌躇，也有人在家“躺平”好几年。三四十岁的中年人意外待业后，有人成了照顾老人的“全职儿女”，也有人做自由职业养活自己。在五十多岁的年龄段，有人安心养老，还有人到了退休的年龄，仍然需要依靠做体力活挣钱。

就业问题困住了许多人，连王莹本人，都是踩着45岁的年龄节点考上的社工。大龄上岸的她，在为大家提供就业帮助时，也看到了不同人因为面对失业时的焦虑、茫然，以及不同人看待、选择工作的方式。最重要的是，作为一个工作了二十多年的人，王莹通过帮人找工作，也在尝试重新理解“工作”本身。

以下是她的讲述：

“请问你需要找工作吗？”

大家的常识中，并不知道社区还有我这样角色的存在，所以很多次我给一些人打电话，他们都表现得很意外：社区居然还能帮忙找工作？

三月，是我们给应届毕业生做就业摸排的时候。社区的信息，不会样样那么精确，完整的名单我们就没有，但办法总是有的，我会根据居民们的年龄来预估，选择2001年9月到2002年8月之间出生，正处于毕业年纪的孩子，再一个一个查找他们的号码。

号码拨通，电话那头一般会有四类不同的反应：彬彬有礼的孩子、没有礼貌的孩子、永远无人接听的电话，以及已经找到工作的情况。

我基本上是直接有事说事，但也有对方不怎么领情的。当我告诉他，这里是社区、我是谁、我是来干嘛的，这种情况已经排除了诈骗电话，哪怕是拒绝都可以，但有的人还是会直接挂断了。这种孩子我就会特别备注，把它当成一件有意思的观察事件。

和不同的学生接触，让我对于赛道、选择有了更多思考，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：除非顶尖优秀，否则还是要避开千军万马一起过独木桥。

记得有一个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治安系的学生，毕业后可以直接去公安系统，当年的分数没有那么高，但他们的工作解决了，所以家长们还是要选择适合孩子的路，不一定说非得怎么样，不要过紧地逼着他。

总体来说，50个孩子里面，有就业意向的差不多有一半，还有一半是要考研、出国或者创业的。我会统计好他们的毕业院校和专业，到了六七月份，再进一步跟进情况。

在这之中，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，比如，我们给应届毕业生提供的工作，常常不够匹配。大学生的专业太多了，很多不一定是我们能够提供得了的，比如有一个兽医专业的学生，最后去了上海动物园上班。动物园也没有给过我们招聘信息，但是人家入职就业了，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。

除了应届毕业生，我们的就业服务对象还有长期失业人员、就业困难人员、其他失业人员。一个月，我起码要打四五十个电话。接触各种各样的居民后，我才第一次直观感受到整个社区待就业人群的面貌，甚至看到一些突破我想象之外的存在：那些焦虑的家长、躺平的年轻人，以及几乎没有自主能力的人。

▲找工作的年轻人。图/视觉中国

上周，我们看到一个市民信箱，是一个家长反映自己的孩子找不到工作，请市长帮忙协调。这个单子最终还是到了社区。从那个学生母亲的反馈来看，她的孩是非常优秀的，只是暂时没有合适的工作，家长就认为孩子的精神状况不太好了。我经常接触这样的家庭——顶尖大学毕业，或者在国外留学回来，因为没找到工作，家长慌得不行，但其实孩子倒是很淡定。

有时候，家长们并不一定真正理解自己的孩子。让我印象深刻的是，我曾上门拜访一位失业的小伙子。看样貌，他才二十岁左右，在他家，我跟他介绍自己，询问他的就业意向，但不管我说什么，他只是两只眼睛呆呆地望着我，什么话也不回。倒是他的父母一直在旁边接话，我才知道，原来他已经三十多岁了，大专毕业后，一直在一家超市做理货员，因为“太老实”，几个月前被辞退了。

他的父母七十多岁了，喋喋不休地抱怨，说这个小孩太木讷了，没有教好，上班总是被别人欺负，这里不好、那里不好。我当时有一种想法：他会不会被父母打压得太厉害了？其实我挺想为他介绍一份工作的，有一次我故意敲门，说能不能借个袋子给我，这样创造和他接触的机会，慢慢跟他熟悉后，他才告诉我，他想暂时休息一阵子。

最近，我还约了一个30岁的女孩子来办公室沟通。她曾经拨打12345政务服务投诉，事由是自己三个月没找到工作。我了解到，她原先从事的是教培行业，之前的工作经历都是在音乐培训机构做一些教辅的管理工作，在某些音乐学校也代过课。但是她教学经历较短，求职方向是希望转行去做行政类的工作。

让人哭笑不得的是，最后跟她电话聊的时候，我才知道，因为实在找不到理想的工作，女孩想来社区，指望着我们分一个轻松的活儿给她。

▲王莹在图书馆找就业相关的书籍。图/受访者提供

真正想要工作的人

大部分出现在我们名单里的失业者，都是因为做过失业登记，或者断缴社保了。每个月，我这里新增的失业人员大概就会有十几个，这个数字一直在波动，去年年底的数据会大一些，到今年，情况稍微有了一些好转。四月，就只有三个新增失业者了。

从我对社区居民的了解中，那些原本有工作，后来失业的人，有特别高精尖的领域，比如做金融的，做工程的，也有做培训的，还有医药代表，基本上各行各业的都有。为什么离职，他们不太会说得很详细，也都不太乐意在电话中提起自己的工作史。

有的求职者给我估算，以前投出去30份简历，可能会有一封回应，现在是投出100封，才会有一封。这样的说法或许有一些夸张，但确实是简历投出去，反馈比较少。对应到我们，工作压力也开始变大了，基本上，我们的失业率不能超过社区就业总人口的10%。但相较之下，我们社区推荐的工作，一般是有投就有回复。

慢慢地，我发现，其实真正想要工作的是一群35到50岁的中年人。那些刚刚毕业的学生或者年轻人，有的考研、考公，有的在家做全职儿女，因为还年轻，他们有更多试错的机会和可能。而那些处于大龄范围的人，暂时没能够享受到国家的社保补贴，在职场上也因为年龄不怎么受待见，或者因为很多原因被优化，他们的家庭担子重，是非常需要帮助的重点人群。

年龄的确是残酷的。有一位大概38岁的女士，在还没有完全失业的时候，就找到我了。原来，她是一家企业的行政人员，正在和公司谈离职补偿的问题。她说，单靠先生的工资支撑不起这个家，如果她不工作了，两个小孩就没办法养。我给她推荐过一个比较基础的行政岗位，对方因为觉得她的年龄高，没有要她。

我还给她推荐过那种日结150、200块的兼职，到了周末，因为她还得带小孩，就没法去。后来，只要是看到好的岗位，我就会发给她。她又去参加了一家敬老院文职岗位的面试，一回来就告诉我，看到桌子上放了好几张简历，有点害怕自己进不了。我说别着急，有竞争说明这个岗位吃香。这几天，我们都还在等待她能被录用的消息。

▲上海市就业服务的“春风行动”。图/受访者提供

上一次，还有一位男士带着她的妻子过来找我，说想去申请劳动仲裁。原来她妻子的公司因为效益不好，给他们都停薪留职了，也没有解除劳动合同，就这样把人给挂着空职，只给交最低档的3000元工资。我听了也很无奈，建议他们先不要轻易辞职，至少公司还在帮忙交社保。

很多长期失业的人，主流选择其实是灵活就业，不再依靠单位或企业。就像零工一样，以参与项目制的形式干活，比如说做设计的、做商业的、做自媒体的，都可以自己在家里接一些订单，按照每一单提取的佣金来养活自己。我上次电话联系了一个好久没有交社保的男人，告诉他我们可以为他提供就业服务，他说不用了，自己开滴滴了。

包括我自己，一个中年人，其实也经历了很大的工作变动。年轻的时候，我在国企待了10年，在平稳的日子里，我结了婚、生了小孩。后来我觉得工资太低，想要有突破，就跳槽去了一家上市公司，从部门的宣传员开始，在两年时间内，一步步成为部门的负责人。

后来，我有了二胎。在一个比较现实的企业，我没法身兼工作和养小孩的重任，正好因为业态调整，所以就离开了。

决定考社工其实也是一次机缘巧合。我在家休息了几年，到44周岁10个月的时候，刚好看到社工招聘的信息。年龄上，其实是放宽到了45岁，但这个卡点更加刺激到了我的信念，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考了。

录取之后我才发现，原来我是以最后一名进的，但是这反而让我很开心，我觉得自己很幸运。毕竟，笔试通过是按照招聘人数1:3的比例，我们有2000多个人报名，能够突围的一定是少数。每年的录取基本上是上半年一次，下半年一次。我是在去年上半年被录取的，到了下半年，去看它的公示名单，还有复旦大学毕业的本科生，以及很多有海外留学经验的硕士生。

这两年，社工这个行业越来越热闹，可能是因为一方面大家都觉得这个工作比较稳定，第二确实也因为就业难，导致了它水涨船高。现在的社区，已经不全是我们想象中的老阿姨了。我想我的故事，也可以激励一些正在找工作的人。

帮找工作，也有“KPI”

我们的就业帮扶对象，一般是社区内有本地户籍的人，但其实只要是住在这里的居民，任何一个来向我求助的人，我都会提供帮助。

曾有一位50岁的阿姨找我，她的户籍不在我们这里，社保也是在外地交的。这个年龄原本可以退休了，但她还想继续挣钱。我成功把她推荐到了一个保洁岗位，一个月可以拿到3000块钱。她很淳朴，一定要来感谢我们，每次收到好的反馈我都很感动，觉得这份工作是很有价值的。

事实上，真正主动来社区找工作的人不算很多，以及那些摸排的失业人员中，接近一半的人是会婉拒我们的。就像我说的，如果一个人失业，会优先选择垂直的就业信息网站，大家的观念里，还没有“靠社区帮忙找工作”这个选项。

去不去是大家的自由，但是给他们推荐工作是必须要做的。我会把每次介绍的时间、介绍的工作内容都做好记录。我们也有所谓的“KPI”，比如，对那些主动找我们求助的人，得推荐5次以上的工作。

社区归街道办事处管辖，再上面还有区、市，所以，我们就像神经网络最末端的一环，很多具体的就业政策，要从我们这里落实下去。像4050人员，一般是劳动年龄段中，女性40周岁及以上、男性50周岁及以上的就业困难人员。对于这类人，可以申请一定量的社保补贴，以及在退休前三年享受领取延长失业金或者是岗位补贴，这些都需要我们通知到位。

▲王莹所在社区的就业咨询平台。图/受访者提供

除了职业介绍，还有职业培训、职业指导。后两者一般都是交给更专业团队了。每个地方都会有一些专门的职业技能培训学校，我把学校的名录发给到求职者，他们去学习西点、咖啡等各种小技能，可以考个证，还能领到一小笔津贴。

身在社区，还有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是，我们提供的大部分就业岗位，都是像公司前台、行政专员、司机、保洁、保安这样比较基础的工作。对于一些学历较高或者对职位岗位要求比较高的人来说，要想为他们找到含金量很高的地方，其实比较难。

一方面，我会通过公共就业平台尽可能找更多的岗位，看到一些比较知名的企业，或者还不错的岗位，都会专门摘出来去做推荐。另一方面，还是尽可能把自己的服务做细、做全。我会帮求职者修改简历，给居民做职业性格测评，约他们面谈，或者进行模拟面试。我约过一位失业半年多的40岁小哥来办公室聊，发现他会摄影，便帮他做了一份专门的简历，最后成功推荐他去出入境管理处拍照了。

现在，街道也在开发一些更优质的零工岗位。像博物馆或者公共文化机关的讲解员、党校的监考老师，还有企业的管理培训生等，这些工作的层次相对高一些。我也推荐过比较年轻的人去上海科技创业中心做新媒体运营，虽然属于见习岗位，但他们能获得职业经验，并拿到一些生活补贴。

我有两个就业群，非常实用，绝对不会让求职者感到骚扰。我曾跟大家说，要是找到了工作，就可以退出，把位置留给更需要的人。但让我头疼的是，没有一个人愿意退群，找到工作了都不走。还有人明明有了一份工作，他看到另外又给推荐了一个工作，觉得后者好像比现在这个好，然后就又来找我了。

上一次，和那个找不到工作的30岁女孩子电话聊完后，我又约她来办公室沟通，她坚持想做行政类工作，我就把社工考试，还有警察的文职考试都推荐给她了。因为看到太多求职者的困境，所以在精神上，我也会给她一些安慰。我希望她知道，就业不容易，这是大家面临的共同问题，而不是她一个人的问题。

这几天，那个女孩突然很积极地跟我沟通，经常问我一些复习的问题。她告诉我，大概一天当中，除了照顾家人外，剩下大部分时间她都在看书。

我看到了一个人踏出脚步后的变化，至少从刚开始指望我们提供一个很轻松的活儿给她，到现在很努力地备考，不管结果怎么样，她现在对生活的积极性已经起来了。

▲王莹在图书馆借阅的有关的书籍。图/受访者提供

最普通的工作，也需要专业

上海这座城市很注重社区营造，至少我们的社区服务都是要尽力做到数一数二的。

当然，就业服务只是我工作的一部分，我们办公室15名同事，大家还需要处理各种琐碎的居民事务。比如涉及反诈、垃圾分类以及征兵的宣传，各种儿童活动、老年人福利，还有平时的商铺安全、电动车安全、消防安全等，都和我有关。可能我上午刚发了针对60岁以上老人的免费体检福利，下午就要给老人们做登记，以及设计如何清理小区僵尸车的方案。

▲王莹在公园拍摄老人下棋。图/受访者提供

也有寻求帮助，或者气势汹汹跑过来的。有一次，一位阿姨要过来“吵架”。原来她因为对面一栋楼在装修，装了一种能反射强光的玻璃，造成了光污染，在物业吵了半天没解气，说要跑来我们社区解决问题。

果然，一进门，阿姨就开始破口大骂。她的声音非常洪亮，整个人显得气血很旺。我就听着阿姨骂，没有做任何解释。最后我拉着她的手说：“特别理解你，你在这里骂得再响，我都没关系的。但是有一点，你只要出了社区就别生气了。”

她一下子愣住了，应该从来没有听过别人这样子跟她说。我想，在当时的阿姨看来，觉得诉求只有通过表现得凶才能解决。不吵不闹，就会被别人欺负，这是他们长久以来养成的思维习惯。其实她的诉求很简单，第一个是有光污染，第二是隐私问题，她走了以后，我帮她写了一个情况说明，主动联系了施工单位，后来对方在玻璃上贴了一层膜，解决了问题。

有一次一位居民来社区，我们一个同事正在喝茶，他就冷言冷语，“看你们工作舒服的”。感情喝茶也有罪，有人以为社区工作就是喝杯清茶、一张报纸，那绝对是对我们的误会。

我们同事最年轻的是1990年的，大多都是三十多岁的样子，其他社区也有二十多岁的、更年轻的人。这不是一份有编制的铁饭碗工作，大家的上升渠道一般般，所以说，也是要在平凡的工作中去寻找一些意义。

到目前为止，我在社区也有一年多了。有些居民知道我过去的工作经历，会说我“大材小用”，但我更多的感觉是游刃有余。这是不是意味着，在大家的潜意识里，还是会认为社区工作没有那么有重要，或者有价值？

我曾经看过一本书，叫《社区纪事》，讲述的就是作者体验社区生活，和社工们一起值夜班、走访入户、撕小广告。里面也记录了她初入社区的焦虑，害怕自己就这样陷入到琐碎当中了。后来，她不停寻找社区治理的资料和理论，发现了一个解决方法，那就是让自己的服务变得更加专业，以此把工作上升到更高的高度。

去年，我考了一个个初级社工证。考了初级、中级和高级社工，大概相应会增加一些岗位津贴。未来，对这个岗位也许会有更多的专业要求，但在实际工作中，并没有要求大家都必须持证上岗，只是鼓励大家去考。我没有很崇高的理想，只想平稳地直到退休，这种想法并不妨碍我把事情做好。

在人生的不同阶段，就会有不同的选择。我以前的工作，有点类似于广告公司的项目经理，经常加班，微信需要24小时待命。有了二胎以后，我明显觉得自己的体力不行了。工作，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，我就觉得我可能会有更多选择。

我记得当时参加社工面试时，有5名面试官，他们最后问我，哪些能力是适合做社工的。我的回答是，做社工，第一个需要的是相对稳定性，能够坚持做下去，第二是解决问题的能力，第三是沟通能力。因为有过去职场上的经验，我会觉得现在的很多麻烦事，都在我的可控范围之内。哪怕是再大的问题，都是有解决办法的。

我现在的状态挺松弛的。早上八点上班，中午一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，我就步行回家吃顿饭。晚上的时间，我更多和孩子在一起。我非常明确，下班时间是属于生活的，当然加班除外。

我首先是一个公民，其次才是一个社区工作者。只有把自己顾好了，才能够顾好更多的人。做了社工后，我有两个号码，一个对外负责居民事宜，一个是私人的。这样把工作和生活区分开来，工作的时候尽心尽力，生活的时候全心全意，工作只有做得开心，才能够做得长久。

（为保护受访者隐私，文中王莹为化名）

文|谢紫怡

编辑|金匝

运营|虎鲸